财政部正着手构建一整套财税政策、制度，以强力推动生物质能发展。

这是2006年7月24日，在海口召开的“财政部促进生物质能发展财税政策研讨会”（以下简称“海口会议”）上，财政部副部长朱志刚向外界传达的一个明确信号。

在这次讨论会上，五十余位来自各部委、地方政府、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家、官员具体讨论了生物质能替代石油发展的目标、政策扶持的原则等。
财税政策支持生物质能发展的思路逐渐清晰。

全方位财税政策支持生物质能
对中粮集团生化能源事业部总经理岳国君而言，“海口会议”带给他更多的是这个行业被肯定、被支持的欣慰与兴奋。

朱志刚副部长明确指出，考虑到中国生物质能发展广阔的前景，与目前正处在起步阶段的尴尬困境，财政部已经拟定了一整套财税政策，来全力支持这一产业的发展。

我国生物资源开发利用主要包括以下四类：玉米等粮食类作物，非粮农作物（包括木薯、甜高粱等），木本油料植物（如麻疯树、油桐等树种），秸秆、农林业废弃物等。

不同品种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不同，但所有这些开发利用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都是价格成本的约束。

发展生物质能面临高成本，在油价改革到位前，大部分生物质能成本仍将高于其销售价格。而同时，无论从能源、三农还是环保看，生物质能都具有突出的外部效应。

有鉴于此，朱志刚副部长提出了建立成本分担机制的构想：对生物质能生产的高成本，由全体消费者承担，将发展生物质能外部收益内部化。

在国外，对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产业的支持，一般通过免征生态税（或燃油税）来实现。

我国今后设计财税政策也要使化、石资源消费者承担发展生物质能的高成本。财政将考虑安排适当的启动资金。

在今后条件成熟时，我国也要结合燃油税改革，将发展生物质能减少石油消费的生态收益，纳入燃油税设计。

另一方面，发展生物质能也面临着国际油价变动的高风险。

“行业内，发展生物质能，大家普遍担心的最大风险是油价。”清华大学核研院新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十中教授对本报记者说。

财政部研究报告也分析指出：以目前的高油价，大部分生物质能项目可以做到盈亏相抵，甚至有较大盈利。但此前相当长时间内，原油价格在30美元/桶，因此必须也有对油价下跌的准备。

对此，财政部提出的对策是，鼓励企业在国际油价较高时，设立风险准备基金；当国际油价下跌时，由企业风险准备基金弥补。

此外，对于生物质能产业发展技术方面的约束，朱志刚副部长提出，要建立研发投入机制，加大投入，支持项目产业化。

“我们就是要通过全方位的财税支持政策，使生物质能企业切实感觉到，自己是国家未来能源发展的希望。”朱志刚说。

能源供应结构将发生重要转变

当日会议上，朱志刚副部长透露，争取到2020年，以生物质能和煤制油两项替代石油能源，届时占中国石油总消费量的20%，把我国石油进口的依存度控制在50%以内。

在中国石油集团总会计师贡华章看来，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供应结构将从此发生历史性的转变。

而在朱志刚副部长眼中，发展生物质能的意义不止于此。

“能源问题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，而发展本国的生物质能有利于为中国发展构建良好的国际环境。”他说。

与此同时，该产业也将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。生物质能产业可以提供消化农产品的新途径，有利于稳定并提升农产品价格，防止“谷贱伤农”。

一个例证是，2005年以来，我国三大粮食品种中，小麦、稻谷价格都有不同程度下跌，唯有玉米价格稳中有升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，以燃料乙醇为代表的玉米深加工业的发展，拉动了玉米价格上涨。

同时，发展生物质能还能起到有效缓解环境压力、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。